“远程办公”为什么在中国这么难_IT新闻_博客园

  文/Lynn Yang

  来源:硅发布(ID:guifabucom)

  这篇文章主要解决一个问题:究竟为什么“远程办公”在中国这么难。

  这个问题,其实也可以这样来理解:

  实际上,自 1980 年开始发展,美国的远程办公非常成熟。全球前十大远程办公国家中,美国可以排名第一,毫无悬念。举两个例子:

  Salesforce 要求员工每周四都必须在家办公,以减少没必要的会议;而大名鼎鼎的 WordPress 母公司 Automattic,则没有固定办公室,全员远程办公,甚至连面试新员工,都是远程进行的。

  那么,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美国的“远程办公”呢?

  或者说:是什么在推动着一个国家的“远程办公”进程呢?

  这是我认为在讨论“远程办公”话题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。其实,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远程办公在中国这么难。

  (一)

  先上一组数据。

  它来自 2019 年 10 月的《区域经济学家》,由美国区域经济学家查尔斯.加斯康等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完成:

  2017 年,美国有 340 万劳动力主要在家办公,占到了美国全职劳动力的3%

  这组数据只统计全职员工,不涉及兼职人士,也不涉及像自由职业者这样的自雇人员。

  甚至,也不涉及那些在“非住宅环境”(如咖啡馆和联合办公空间)完成工作的全职员工。

  换句话说:这是一个偏保守的数据。但优点是:数据的内涵非常清晰。

  (二)

  那么,究竟是什么在“推动”着美国远程办公的发展呢?

  根据查尔斯的研究:有意思的是,美国远程办公的增长情况,其实不是线性发展的。

  在 2005 年前,美国在家办公的全职员工比例增长缓慢;然后,在 2005 年左右,增长突然加速了。

  报告的下方,还有这么一条注释。

  它说:

  “2005 年开始,我们的抽样频率从每十年更改为每一年。因此,增长率可能在 2005 年前就已经开始加速,但它一定是在 2000 年后开始加速的。”

  这条注释,让我浮想联翩。

  因为我到美国生活的第一年,正好赶上猪流感疫情(H1N1 流感)大爆发。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2010 年的 8 月,才结束。

  而 2010 年12月,美国联邦政府就通过了一项法案,名为《远程办公增强法》。

  目的之一是:保美国联邦政府在紧急状况下,也能够维持基本职能。

 2009 年猪流感 H1N1 病毒
2009 年猪流感 H1N1 病毒

  所以似乎有理由认为:猪流感在美国的大流行,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远程办公的发展。

  

  基于此,美国远程办公增长加速的时间点,似乎也可以向 2000 年前移。

  因为从与“通勤”有关的大规模外力事件看:

  2000 年,美国“互联网泡沫崩盘”,硅谷人才大规模离开;

  2001 年,纽约发生“9-11 恐怖袭击”;

  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倒塌,美国金融危机开启;

  2009 年 4 月,猪流感袭击美国。

  但这些外力事件,真的对“远程办公”产生了影响吗?

  答案是否定的。

  实际上,它们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。

  (三)

  那么,一个国家的“经济结构变化”,是否会推动这个国家的远程办公增长呢?

  为说明这个问题,我给大家找了一张图。

  这是美国 2019 年第三季度,按行业种类,进行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图。

  可以看到:

  “科学与技术服务行业”(橙色),是美国去年 Q2 与 Q3 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。

  而“信息行业”(橘红色),分别是美国去年 Q2 和 Q3 经济增长的第二和第三大驱动力。

  这个时候,我们来看一下:上述两个行业,刚好是远程办公比例很高的行业。

  而这张图,其实一定程度上,反映了美国的经济结构构成。

  (与之相比较,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从企业注册数量上看,主流还是大量销售型、制造型和生产型公司)

  但是,行业分类真的会大幅影响远程办公的增长吗?

  答案,竟然也是否定的。

  实际上,根据查尔斯的研究:

  “自 1980 年以来,美国经济就业经历了相当大的转变,从制造业岗位和生产岗位,向服务业岗位转变。”

  “在一个经济环境中,如果没有任何新技术的发生,那么工种转变,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劳动力的远程办公。换句话说,职业转变的确会提高远程办公的比例。”

  “但是我们发现:自 1980 年以来,在美国远程办公转变的因素中,实际上仅有约 2% 的增长,是由职业转变带来。

  换句话说,由“行业转变”带来的远程办公增量,实际上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  (四)

  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原点:究竟是什么在“驱动”着美国的远程办公发展呢?

  有意思的是,根据查尔斯的研究,实际上美国远程办公的主要驱动力因素只有一个。

  那就是:技术的发展。

  “We found that only about 2% of the growth in telecommuting since 1980 can be explained by occupational shifts.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likely explains the rest.”

  自 1980 年以来,在美国远程办公转变的因素中,实际上仅有约2% 的增长,是由职业转变带来;而“技术的发展”,解释了其余的一切。

  (五)

  那么,在至关重要的 2005 年,美国的科技界又发生了什么呢?

  我们来看一下:

  马克.贝尼奥夫,是在 1999 年的时候成立了 Salesforce。然后,这家公司在 2004 年的 6 月,登陆了纽交所。

Salesforce 的创始人马克.贝尼奥夫
Salesforce 的创始人马克.贝尼奥夫

  其它如微软、IBM、甲骨文、思科、西门子、SAP、EMC、VMware、惠普等等,都在 2005 年前后,为美国企业级技术和服务的“基础设施,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  此外,根据 KPCB 的合伙人 Eric Feng 制作的一张图:

  正是在 2005 年左右,美国“企业级”创业公司(红线部分)获得的风险资金数量,开始腾飞。

  自那以后,“企业级投资”一直是美国风投的一个重要分支。

  这些投资,源源不断地孕育了美国企业级公司的重要玩家,包括:Dropbox、Zoom、Slack 等等。

  而根据 TechCrunch 的数据:

  在 2018 年的前 11 个月里,美国 SaaS 类创业公司,获得风投总融资额的数量,占到了美国创业公司总融资额的:70. 1%

  如此之高。

  (六)

  与之相比较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中国似乎没有企业级市场。

  根据 TechCrunch 的数据:

  2018 年前 11 个月,中国创业公司在全球风险投资的总融资额中,独领风骚。但在 SaaS 创业公司的投资金额,仅占到了中国创业公司总融资额的:11. 7%。

  与美国的 70.1% 相比,根本不在一个量级。

  实际上,中国创投圈对企业级公司的广泛关注和讨论,也是这两年才开始的。

  前两天,我打电话给谷歌云战略的业务发展总监姚欣榆。姚欣榆之前,是腾讯企业 QQ 和营销 QQ 的创始人。

  他和我说了一段画龙点睛的话。

  他说:

  “最关键的,其实还是基础设施问题。 

  我举一个例子:在谷歌,大家的习惯一定是全视频,因为如果只是音频,远程协同能力一定会受影响。但目前,我们(指国内)是不可能做到常态下支持全视频的,只要一上 13 个人,就不可能实现,目前国内一些公司因为疫情启动紧急远程办公,都是启用了特殊的服务器数量。

  而且到现在为止,不论是从产品功能的广度还是颗粒度,特别是企业安全策略管理方面功能,我还没有看到能够与微软处在同一级别的产品。”

  (五)

  但是,如果说技术发展是远程办公的唯一决定性因素,那么,又是什么推动了“技术的发展”呢?

  姚欣榆和我强调了一个观点:

  他指出:看似简单的远程办公,背后本质上其实是雇主与劳动力的“权力对比”

  换句话说:美国的远程办公比例之高,是因为美国的企业级技术基础设施强。

  而美国企业级技术的不断发展,本质上其实是:这些技术在不断满足美国劳动力议价能力越来越强之后,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变化。

  “造成远程办公的根本原因,背后其实是由劳动力的需求决定,这导致雇主必须去适应劳动力的工作方式。”

  ”比如我们来看一些特殊行业,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技术行业,全球性都供给不足。在这些行业,劳动力事实上是一定会希望更分散的。因为就好比,你家乡在北京,你不愿到上海工作,那么如果你的技术很强,一定是你的雇主来迁就你。”

  值得注意的是:

  目前在美国,所有关于远程办公的利弊分析包括《远程办公增强法》,都提到了远程办公的重要目标之一,那就是:

  增强员工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。

  比如,能够让员工因此更好地管理自己工作和家庭的义务(假设一些员工刚生下孩子),从而帮助公司/政府保留更富弹性的劳动力。

  但这是美国的机构更高尚吗?不是。

  美国的远程办公比例之高,背后其实是美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之强。而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:很明显,雇主的权力更大,中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还很弱。

  (六)

  那么什么时候,中国的劳动力议价可以变强呢?

  前几天,我在朋友圈转发了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的一篇文章《隔离的经济账》。

  结果,我的一位读者跳了出来。

 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对话。

  其实我这里说的“美式”,是指:数据至上。

  2007 年,梁建章去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,主攻“人口和创业及中国劳动力市场”。之后的 2013 年,我在上海采访梁建章。

  其中有一个问题,涉及到了中国的“创新”。

  梁建章是这么回答我的。请大家注意看:

  “说中国缺乏创新,这纯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,因为从数据上,显示正好相反。我指的是一些综合创新指标。

  事实上,中国在这一档次人均收入的国家中,创新力最强。这个事情一定和人均 GDP 有关,当这个数值很低时,你创造一个 iPhone,也没有人买。

  梁建章的意思是:

  一个国家的创新驱动力,一定与这个国家的人均 GDP 有关。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太低,那么,就算这个国家有人造出了 iPhone,这个国家的市场,也养不起这个产品的生态系统。

 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梁建章的话,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到:今天中国的创新实力大增,背后与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有关。

  而换到今天的话题,恐怕也一样。

  经济水平不提高,远程办公的体验就不可能会好,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也不可能变强。

  中国劳动力议价的能力不变强,中国远程办公的比例,也就不可能大幅提高。

  而与这个大方向来比较,其它的诸如:

  员工职业道德和职业化程度的对比、工作是由兴趣驱动还是赚钱驱动、远程办公法律的制定等等,

  都不过只是一些子集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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